在中大歷史系那三年我主要搞的是思想史……

1.
作為一個知識分子，是有其責任的。
大學年代勁迷新儒家，拜讀過徐復觀的《中國人性論史》，引言部分就說到，知識分子是需要具有「憂患意識」。
當年讀到呢一句，嗰種震撼，直情好似「標童」一樣，成個人由內到外，都好似俾一個新生命進佔咁款。

2.
大學那三年，我主要搞思想史（齋搞史太實在，齋搞思想又太唔實在，兩樣加埋，啱啱好）。
錢穆高徒余英時的著作看得最多。
講真，余生寫的思想史論文，的確幾好睇兼幾有娛樂性。
記得是1994年，中大歷史系為紀念錢穆，搞了一個講座，找來許倬雲（他的《西周史》也是猛料來的）和余英時主講，基於兩位都是國語人，而我當年的國語水準，是幾乎等同一個聾人，成個talk我都聽唔明——聽唔明，自然有時間心力去留意其他事：
1.當輪到許倬雲發言時，可能余生有心事或忽然間掛念恩師吧，竟然大部分時間在把玩枱上那隻玻璃杯和筆，在我這個尋常學生看來，簡直跟一個後生仔或細路仔時發吽豆時的情況無異。
2.當晚大會還請來錢穆四位公子來做嘉賓，聽聽兩位當代史學名家如何講其老豆的思想，但四位公子可能舟車勞頓吧（他們專誠由內地來的），竟然各以不同（難看的）睡姿瞓著，實行同老豆進行只有他們才明白的心靈交流……
以上畫面，自此嚴重地打擊我對「知識分子」四隻字所抱持的觀念。

3.
今時今日（好似）有好X多知識分子。知識分子，基本條件自然是讀過好多書好有知識，但純粹讀過好多書好有知識，不代表閣下就一定是知識分子。


（但，以學術專書而言，余英時的書的確好看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