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好想勁想超想《焦點追擊》攞奧斯卡最佳電影。
無可避免地，每當睇戲時，總會把一點點自己投射進去（嗰一點點，程度不一）。
於是，一齣戲到最後打唔打動到你，總是跟「你本人」有關——至於那些場面調度導演手法美術設計諸如此類，往往是後話，又或者咁講，我們未必立即睇到。
看《焦點追擊》，我好難唔keep住諗番起當年（接近廿年前）入行的原因和情景——原因，基本上是冇的，不過是啱啱畢業，好需要儘快搵份工自食其力，而我又不想教書誤人子弟，剛巧知道某報請副刊記者，咪寄信應徵囉。
講堅，細膽（到連同陌生人講句嘢都驚）的我，從來冇諗過做記者，更加冇諗過跑新聞——畢竟沒有讀過任何新聞系課程的我，根本不知道跑新聞是甚麼一回事，所以能夠應徵的，只會是副刊。結果，請咗。
第一日返工，我齋坐，坐到傍晚，有個編輯叫我幫佢寫段嘢，寫完，佢望咗眼，藐藐嘴：「啲大學生寫嘢就係咁鬼死學苑派。」（估不到，廿年後，當我已練到寫嘢毫不學苑派時，又要寫番洋溢濃郁學苑味的論文，生命實在好奇妙。）
第二日，繼續齋坐，坐到放飯前，阿頭叫我跟一個識得影相的記者出去學習採訪。我諗我化咗灰都記得佢咁樣教我：「我唔多鍾意問嘢，只會觀察。」於是我陪佢一齊觀察。事後經由某些渠道得知，教我觀察的嗰位記者在編輯面前咁樣形容我：「出到去嘢都唔問成碌木咁。」
第三日，我想辭職……大鑊，如果逐日咁寫，寫到幾時？扼要講吧：頭半年我被調來調去，除咗主婦版潮流版，幾乎每個副刊版別都撈過，直至調到食版時，編輯捉我到荔枝角的一間美X快餐，說：「做稿，要add value。」我好像明白了一點。
那是一個仲未需要太過鬥快的時代。我做的是食版，純粹鬥快的新舖介紹由資深同事負責，我負責的主要是老舖和地踎食肆，更加不存在鬥快這回事；問題是，新舖的「新」就是其value，老舖和地踎食肆呢，你要自己去搵。每逢約了一單採訪，我都不得不先親身落去同老闆打聲招呼，見面傾偈（難得在這類食肆的老闆通常不介意），嘗試從對話中搵出value，add落去。諗好主題諗埋大相了，才book photog正式採訪。Yes，這是一個擺明搵自己笨的笨方法，但笨方法，正適合我，我是注定不能走精面的人，唉。
之後轉過好幾次工，經歷過雜誌執笠，試過轉field做娛樂（自然有屈過人），又再做番副刊，至今。我依然沒有做過正統新聞，但絕不認為做副刊或電影音樂，就及不上做正統新聞（有港聞行家真的兜口兜面同我講：做副刊根本唔入流囉）——做的方法不同，但最後完成品都是一篇稿，而我自問好嚴肅去寫每一篇稿，所以好憎那些不嚴肅對待自己篇稿但求交咗的記者。
所以看著Mark Ruffalo鍥而不捨地去找全程封口的律師攞料，看著Rachel McAdams逐家逐戶拍門問料，我很激動，而更激動是睇見他們上司Michael Keaton不止做埋一份，更能在關鍵位引導記者，讓他們明白這一連串採訪目的不在於同行家鬥快，不在於意氣用事或逞英雄地去揭發一個人的惡行，而是要把一整個（由人所構成的）組織 / 體制（所包疪）的惡行，完完全全地攤晒出來（而這一點其實是Michael Keaton上司晨早講明的）。
我的激動跟電影手法無關。這麼一個故事，換轉某些導演，很容易便會用煽動（情緒的）手法拍出來，但Tom McCarthy極度冷靜，冷靜到甚至把導演角色也隱藏起來，由頭到尾沒有張揚地炫技（反觀我同樣鍾意的《沽注一擲》，還是有顯眼的花招），就連那班明明是明星的演員們都內斂起來，還原成是他也是你和我的平凡人，不平凡地去完成一單必需冷靜處理的報道，而電影的力量，就在冷靜地、不自覺地積聚。
當中還涉及一個有關傳媒立場的討論。我們總是說傳媒應當客觀，但甚麼是客觀？在一宗明明善惡分明的事件上（有技巧地）鋪陳善惡兩者的立場就是所謂客觀？真正地沒有任何預設立場？又原來，當你明知一件事有發生過，而你（基於各種不便公開的原因）選擇不去報道（或報啲唔報啲），其實，也是一種預設立場。
或者咁講，睇《焦點追擊》睇到我好激動的原因其實是：廿年來90%前輩們（或各式各樣old seafood）大都是用「打好一份工」這前設去教（或玩）我，而《焦點追擊》那一群記者編輯，卻在用言行呈現這個職業的責任和本質。
（原文刊於am730，20160224）
（R. KIKUO JOHNSON呢幅為《The New Yorker》畫的插畫超靚）
沒有留言:
發佈留言